在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中，屡次提及共同开发是“在划界前的过渡期间”、“作为划界前的临时安排”、“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”进行。刘楠来说，争端当事国在争端解决前做出临时安排，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。共同开发就是一种重要的临时安排。它最根本的前提，就是不损害双方的法律立场。这一点也已为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所确认。针对海洋划界这样的“世界性难题”，国际上有关国家之间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有20多个。1982年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关于海洋划界的条款也明文规定：“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，在最终划定海域界限之前，尽一切努力达成实际性的临时安排。”这种安排“不妨害最后界限的划定”。

　　刘楠来认为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，中日这次关于东海共同开发的谅解具有三个特点：

　　第一，作为东海共同开发的第一步，双方确定的共同开发区块面积不大，仅两千六百多平方公里，但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，可以说是一项实验。双方同时还确认将继续协商东海其他海域的共同开发。

　　第二，双方达成的共同开发共识确认了“互惠原则”，也就是平等互利。在共同开发区块内，双方将共同投资，共同勘探，通过平等协商确定作业地点，分享在区块内的资源，以实现互利共赢。上述做法同国际实践是一致的。

　　第三，这次谅解只是初步的、原则性的，还需要两国有关部门通过平等协商和务实合作予以落实，还有许多路要走。

　　中日这次就东海共同开发达成的谅解，是否会影响中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立场？对此，刘楠来认为，双方的法律立场都不会因为共同开发而受到影响，这作为一个大前提已经非常清楚。换句话说，双方都不能以共同开发为依据主张权益。环球时报记者雷志华 (来源：环球时报·环球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