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。

　　然而，在这些金融危机之间，存在着本质的不同。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，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。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-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。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，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。

　　繁荣-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，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。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(reflexive)、循环的关系。如果容易获得信贷，就带来了需求，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；反过来，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。当人们购买房产，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，泡沫便由此产生。近年来，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。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，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。

　　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，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，(向市场)注入流动性，并寻找其它途径，刺激经济增长。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，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，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。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，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•里根(Ronald Reagan)所说的“市场的魔术”——而我则称之为“市场原教旨主义”(market fundamentalism)。原教旨主义者认为，市场会趋于平衡，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，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。这显然是一种误解，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，而是当局的干预。不过，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，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，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。

　　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，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。2006年，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6.2%。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，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。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，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1980年以来，监管不断放宽，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。

　　当新产品的复杂程度到了监管当局无法计算风险，并开始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手段时，此轮超级繁荣周期失去了控制。同样，评级机构也依赖合成产品发明者提供的信息。这是一种令人震惊的不负责任。

　任何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出了问题。开始时，出现在次级抵押贷款上的问题，蔓延到了债务抵押债券(collateralised debt obligations)，危及了市政及抵押担保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，并可能危及规模数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市场。投资银行对杠杆收购的参与成为了负债。市场中立的对冲基金后来不再中立，不得不结清头寸。有资产担保的商业票据市场陷入停顿，各银行为将抵押贷款移至资产负债表外而建立的特殊投资工具(special investment vehicles)，也不再能够获得外部融资。最后一击出现在作为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间借贷中断之际，中断的原因是各家银行不得不保护自己的资源，不再信任对方。各国央行不得不注入数额空前巨大的资金，围绕前所未有的证券种类，为数量空前的金融机构提供信贷。这使此次危机进一步加剧，超过了二战以来的所有危机。

　　信贷扩张必然继之以一个信贷紧缩时期，因为一些新信贷工具和做法不够健全，也难以持续。全球其它地区不愿累积额外的美元储备，这限制了金融当局刺激经济的能力。直到最近，投资者们一直指望美联储(Federal Reserve)会尽其所能来避免经济衰退，因为在以往(类似)情况下美联储就是这样做的。如今，他们将被迫认识到，美联储无法再这样做了。在石油、食品及其它大宗商品价格坚挺，同时人民币升值略有提速的情况下，美联储也要担心通货膨胀。如果联邦基金利率降至某一特定点位以下，美元将再度面临压力，而长期(美国)国债的收益率则必将上升。那个点位究竟在何处，目前不可能作出判断。当触及这一点位时，美联储刺激经济的能力也就耗尽了。

　　尽管从目前情况看，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多或少是在所难免的，但中国、印度和一些产油国仍在强劲增长。因此，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衰退，而是一次对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调整。在这一调整过程中，美国将相对衰落，而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将崛起。

　　但危险在于由此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，其中包括美国实施保护主义，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，并将这个世界拖入衰退乃至更糟糕的境地。

　　本文作者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(Soros Fund Management)董事长